工作组进驻周公大队以后，分别进驻了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十四10个生产队。其余的第一、十、十一、十三4个生产队则由大队党支部成员进驻。县委副书记范迪文带领一名干部和一名农业技术员驻第四生产队；组织部副部长陈德辉带领两名干部和一名农业技术员驻第十二生产队。办点的干部们均由大队党支部和生产队负责人安排到农户居住，吃饭则是轮流到各户吃，有的一天轮一户，有的二至三天轮一户，伙食费则按工作组规定的标准，每餐付给饭主两角钱。干部们白天除了开会和工作的时间外，均与农民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在周公办点的一年中，19名工作组成员平均参加生产劳动250天，其中张仁芝、吴义云等年劳动日达300余天。这叫做工作组的“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一片”(即与群众打成一片)作风。当初对于工作组驻队办点，群众称之为包队，对工作组成员则称之为包队干部。上述工作作风，深受群众欢迎，干部们很快与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工作组成员在下队的前几天时间，广泛走访基层干部和农户，熟悉民情地情。当把这看似简单而又非搞不可的开场工作做完以后，工作组负责人与大队党支部研究，要求工作组成员带着四个问题，逐生产队、逐农户、逐田块进行调查研究。一是调查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以便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把群众发动起来；二是调查该大队粮食生产水平不高的症结所在；三是调查该大队人平纯收入低的原因；四是调查群众在生活上存在哪些困难。经过调查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思想状况方面，由于长期受“左”倾路线的桎梏，基层干部和群众情绪低落，害怕抓辫子、戴帽子、挨批斗。经济工作方面，造成粮食生产上不去的原因有三：一是潜育化冷浸田较多，约占全大队三分之一的水田属这类田，亩产只有500斤左右，最低的仅300 来斤；二是部分生产队水利条件差，年年因受旱而减产，有的生产队还存在大面积的天水田；三是科学种田水平低，缺乏合理施肥知识，重氮轻磷，不知道要施钾肥。防治病虫害方面，既抓不住防治的火候，又不识病虫，往往虫做病防，病做虫防，乱打农药，花钱不少，损失很大。造成经济收入低的原因，除了粮食生产落后以外，生产单一，只吊死在粮食生产一棵树上，没有开展多种经营，没有兴办工业企业。除上述之外，在调查中，还发现全大队有一半以上的农户缺口粮，急待解决。针对调查研究所得出的周公大队要解决的问题以后，工作组和大队党支部共同研究决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然后采取打歼灭战的措施，有步骤地将经济工作中的问题一个个加以解决，为来年夺取丰收打好基础。

要办好周公大队这个点，关键在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当时周公大队因受十年“文革”的影响，生产上不去，经济收入低，群众情绪低落。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在周公大队首先是层层召开干部和群众会议，声讨和揭批“四人帮”的罪行，以消除“文化大革命”在周公大队所造成的流毒和影响，把群众思想引导到正常的生产生活轨道上来；其次是在干部和群众中，开展学焦裕禄、学雷锋的活动，评选出第九生产队党小组长余子乔等15 名先进干部和社员，进行表彰，使干部群众学有榜样，从而匡扶了正气，压倒了邪气；其三是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我们认真贯彻中央文件精神，组织工作组成员和周公的干部群众，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从而把人们从长期“左”的思想桎梏下解放出来，进一步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各项经济工作的发展。

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1977年的隆冬季节，县委工作组成员与大队生产队干部一道，组织全大队男女劳动力，投入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战斗。这项工作我们是从改造低产田开始的，针对全大队三分之一以上的潜育化冷浸低产田，我们决定采取开沟排浸的办法解决。这项工作以第九生产队为样板，推动全大队。该生产队原有一口40亩水面的莲花塘，因修了水库，这口塘便不需要了，生产队将其改成30亩水田。改田四年来，由于地势低洼，冷浸严重，亩产只有300斤左右。驻该队干部便发动群众在莲花塘周围开了一条1米宽、1米深、200多米长的排浸沟，正中央开了一条2米宽、1.5米深、50米长的排浸沟。九队的样板出来后，工作组和党支部便组织全体干部到九队开现场会，在全大队掀起改造低产田的高潮。全大队出动500余男女劳动力，共开挖排浸沟 65条、排山洪沟44条，全长4800余米，共改造了低洼冷浸和水冲砂压等低产田740余亩。第九队的莲花塘这30亩全大队最典型的低产田，经过改造以后，1978年便获得了平均亩产1250斤的大丰收，比改造前翻了三番。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田基本建设场景（网络供图）

改造低产田的工作结束后，我们又立即转入兴修水利的战斗。这项工作是以第二生产队为样板的，这个队的120亩水田中，有70%是天水田，只能种一季水稻，还连年因旱减产，亩产400斤左右。工作组便决定在该队的兰家屋旁的山坡兴建一口山塘。可是单靠第二队本身的力量是无法建成的，便发动了其他队500余劳动力支援。就这样大干了半个月，动用土石方1500余方，建起一口6亩水面的新塘，使天水田变成了自流灌溉田。在第二队的样板推动下，全大队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到年底，全大队共新建山塘3口，整修山塘、水坝44处，动用土石方37000余立方。这项工作对周公大队的粮食增产起了很大的作用。如第二队原来的85亩天水田，兴修水利以后，由历年的插一季稻改为双季稻，亩产由400斤左右,提高到 900多斤。

建设两大工程以后，工作组又因势利导地动员兴修水利的劳动力转入开垦新田、扩大水稻种植面积的工作上来。第四生产队和第十二生产队率先发动群众开垦新田，作出样板。在其带动下，全大队共开新水田74亩。

三项农田基本建设工程结束后，已临近春节了。根据县委的指示，工作组全体回县城过春节，休假10天。工作组成员虽回到了县城，心却仍然留在周公大队，从领导到组员，利用春节期间，有的跑农业部门，联系购买良种；有的跑农资部门，联系购买化肥农药；有的跑银行、财政、民政部门，为周公大队的生产、生活筹措资金。春节一过，全体工作组成员按上级规定的时间，带着资金、良种、化肥、农药指标回到了周公的各个生产队，发动群众收回放心，掀起春耕生产高潮。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周公的干部、社员在工作组的帮助下，从品种布局、抛粮下种到田间肥水管理、防治病虫害的生产全过程，进行了一整套改革，废除了多年粗耕粗放的落后生产方式，学会了科学种田。

县委工作组在周公大队办点期间关心群众疾苦，送钱、送粮、送物上门，帮助贫苦农民解决生活困难。“人是铁，饭是钢”，春耕生产中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占全大队一半人口的社员没有饭吃。工作组和大队党支部便发动有余粮的生产队互相支援，进行余缺调济。1978年春，共为全大队200多户解决了 3万多斤口粮。例如第九生产队就借了5000斤粮食给第十二生产队。第四生产队的张益成，家境十分贫寒，正当无米下锅时，工作组便将150斤粮食、50元钱和1套棉衣送上门，张益成感动得热泪盈眶。第二生产队社员戴汉民夫妇卧病在床，一家5口，无米下锅，驻该队干部张仁芝发动群众兑了300斤稻谷送上门。第四生产队社员张干成全身得疥疮，痒时痒得要命，痛时痛得咬牙。范迪文同志回县城掏钱为他抓了特效药送上门，将疥疮治愈。该大队的永红学校前面的火天江，过江无桥，道路泥泞，每逢下雨，江面水涨，300多名师生就要涉水过江，既危险又困难。陈德辉同志见此情景，便回县城找有关部门筹措到1000元钱，发动群众兴建了一座3米宽5米长的桥，并修了一条从桥头通向学校的100余米长、两米宽的砂石路，师生们感激不尽。

2025年3月，通往永红学校的大桥（附近居民供图）

为了帮助周公大队发展农业生产，工作组共带去资金8500元，无偿支援该大队；带去磷肥50吨、钾肥15吨、尿素20吨，改变了该大队以往重氮轻磷不施钾肥的状况，做到了合理施肥；带去一批水稻和经济作物的良种，帮助种植杂交水稻1218亩，占晚稻面积的57%；以前这里从未种过西瓜，工作组帮助种了240多亩，帮助种了棉花、芝麻等其他经济作物230多亩，还帮助大队部兴办了一个小型色纸加工厂，使大队企业从无到有。在工作组和大队党支部的共同努力下，全大队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经济收入也大大增长。全年粮食总产量达241万斤，比上年增长43%。经济总收入32万余元，比上年增长44%。用周公大队群众的话来说，叫做“一年打了个翻身仗”。

1978年11月，县委决定驻周公工作组撤回县城。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接工作组的汽车开到了大队部。驻各生产队的工作组成员在一群人的簇拥相送下，向大队部集中。当载着工作组的汽车徐徐开动时，一大片送行的基层干部和群众，跟着汽车小跑，有的挥手相送，有的流泪哽咽。这个动人的相送场面，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作者：范迪文，系原汨罗市委顾问、副书记、人大常委主任；罗克顺，系原汨罗市委党史办主任、协理员。)